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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怀念(代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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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亚东 |
今年，柳大纲先生百年诞辰，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盐湖所和中国化学会等单位，组织编辑了文、画集送给远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大纲先生。这里，朋友和学生们都在怀念他。大纲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3年了，这13年的变化是巨大的，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在这些年中发展迅速，和大纲先生生前的理想又相同又不同，这是由于时代的变化，大纲先生不可能预见到科学的发展和研究风尚的变化。如今化学所大楼矗立，绿草花木成荫，也许，这就是大纲先生生前的梦想。化学所建设的越漂亮，发展的越好，我们越是怀念大纲先生！
化学所从1955年大楼建成时就开始了研究工作，大纲先生的研究组胡克源和徐晓白等的实验室当时还借用左邻先建成的地球物理所大楼。我则是第一个在化学所三层搭起了实验的各种架子，大楼空空的只有我一间实验室。很快，到年底，就有梁树权先生的实验室和大纲先生的实验室搬入大楼，人丁兴旺，热闹起来了。转年，王葆仁先生、钱人元先生带着大批人马从上海迁来，已是1956年了。两年内从美国、苏联又回来多位同行，那时的大楼里人来人往，搬仪器、搭设备，图书馆也坐的满满的，一片激情，令人难忘。福利楼的四川饭馆和西点部也常常在麻辣味和浓浓的咖啡香气中充满了欢声笑语。50年过去了，这些情景由于世界的变化，风尚的变化，再也无法重现了，只成追忆了。对于这些，大纲先生是熟悉的，也许他在西方还常常想起这些。
大纲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即开始了分子光谱的研究。20世纪是中国社会不停动荡的时代，那时，能在实验室静心进行如此基础性的研究绝非易事，需要一种理想。我和大纲先生相识50年，能够常常在他的身上发现对科学事业关注的执著精神，对科学发展有一个非常开阔的视野。大纲先生对基础研究情有独钟，第一次见面就向我询问苏联的基础研究，我当时真的所知甚少，只能尽我所知谈了一些。另外，大纲先生对科学史的关注也影响了我。第一次来中关村是和大纲先生、袁翰青先生同来的，那是1955年8月下旬，柳、袁两位一路就谈化学史，津津有味，当时我对化学史还毫不感兴趣，但是回想起来正是大纲先生的谈话影响了我对基础研究和科学史发生了兴趣，这都是对科学发展的宏观思考，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大纲先生于30年代翻译出版了一本《化学之发明与发见》，序中写到：“可以略窥化学史上重要问题解决之经过，与夫化学家运思之方法，足资为学之楷模”。这是70年前大纲先生之先知之声也。
纪念大纲先生百年诞辰，令人想起先生那种淳厚、诚实、质朴、宽容、无私、无畏、民主的品德。大纲先生把科学融入到做人中去，他对化学研究的理论与应用并重的思想，是科学思考的结果，他倡导应用研究，在中国化学会中成立了“应用化学委员会”，并任第一届主任。他并无功利主义，他思考的是科学和社会。大纲先生对青年化学家的关注也是一种人文的关怀，同时对老一辈科学家的尊重使得化学所和北京大学等单位科学家的合作十分密切，又是一种海纳百川的精神。大纲先生是质朴和诚实的，不追求无原则的时尚，在极左的年代他虽被批斗，但绝不妥协，实事求是，不说假话或献媚的话。对曾对他不敬的同志，采取的又是宽容的态度。大纲先生的人格魅力是巨大的，他是非常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带有一种儒家的气质。到了晚年，白发、寿眉、清癯的面孔和身材，眼光中充满着闪闪的乐观情绪，待人接物永远是平等、民主、和谐、宽容的，是一位带着对人鼓励和期望的忠厚长者，令人肃然起敬。和大纲先生相识的50年中，我受到的熏陶和教育最大，但是先生却从来不以教训的方式表达他的希望，而是言传身教，绝不强加于人，有时却以他的谦虚而赢得你的接受。
大纲先生对于科学事业的态度是既理性又感情的。他对新的科学成就不仅十分关注，而且是全面的，他在50年代末就组织年轻化学家自己研制磁共振设备，60年代又和科大协作研制光电子能谱，他已经看到新的研究手段的重要性。以当时中国的水平研制这些设备谈何容易，然而大纲先生却坚持不懈，终于在化学所建立起了这些重要的研究领域，并坚持到今天。对热化学、量热学的支持更是大纲先生对基础性研究的尊重，化学所的量热学研究曾有很高的水平，并曾在诸如火箭技术以及否定电解核聚变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看准新的或基础的研究是科学的，而坚持下去又是感情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在纪念大纲先生百年诞辰的时刻，令人们忆起许多许多，科学的、人文的、理性的、感情的、朋友的、师生的，科学的进步总应该和社会的进步相辅相成，这是我们高兴向大纲先生告慰的，这其中或许仍有不足，或许仍有他不喜欢之处，但是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的同仁们总应该记起和怀念他老人家！
（胡亚东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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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柳大纲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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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道本 |
柳大纲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老前辈。他对年轻人的关心和培养深为晚辈怀念。
三十多年前，我那时还是刚出校门不久的青年，而柳先生已是久享盛誉的大科学家。许是我爱读书和爱搞研究的特点深得柳先生关心，他经常找我谈话，话题并不确定，是那种漫谈性质的，有时在办公室，有时则邀我去他家里，谈的最多的是关于科学发展，关于对科学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柳先生对科学问题的思考和独到见解让我折服，并深受影响，柳先生推荐我看了很多介绍当时科学前沿的著作，还送了我一些他珍藏的书籍。记得在七十年代初，他分别找钱文藻同志和我谈话，希望我们能到科研管理部门锻炼（当时称生产组），他认为这样对年轻人发展大有帮助，并详细给我分析搞好研究工作不仅要有扎实的业务基础，而且要有一定视野和组织能力，若经过组织管理的训练，对今后的研究工作定有好处，并做了半天管理、半天业务学习的具体安排。从那时起，我有更多机会受到柳先生的指导、启发和帮助。柳先生是那种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人，对科学问题一丝不苟，从柳先生身上不仅学到了科学工作与对科学事业的奉献精神，更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一九七七年初，在柳先生关心下，化学所派我去德国马普协会海德堡研究所进修，师从著名的化学家H.A.Staab教授，从事有机电荷转移复合物的研究。七九年底回到化学所，柳先生曾先后多次听取我进修的汇报，并要求我写了一份汇报材料。他经过慎重考虑，向钱人元先生推荐，让我跟随钱先生从事有机固体研究。他的意见竟成为我一生投入这个前沿研究领域的决定。回首我的三十多年的科研生涯，我感到十分幸运，生活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中，得遇像柳先生这样的很多前辈、老师和朋友的教育、启蒙和帮助。柳先生对年轻人的关心、培养绝非我一人， 而是当时在化学所的一代人，他的人品、学问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朱道本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原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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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永远铭记着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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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衡 |
柳大纲同志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卓越的科学组织管理工作者。他从1949年起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盐湖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等职务，但他从未离开过实验室，一直进行科学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为我国化学研究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是1951年9月认识柳大纲的，当时东北科学研究所在大连召开科学研究工作第四次报告会，他应邀参加，会后他去长春参观，我作为主人接待了他，并向他和其他科学家介绍了东北——这个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的经济建设情况，工农业恢复与发展中对科学研究工作的迫切需要和人才缺乏的严重矛盾，他们都表示同情和支持。
为了充实和提高东北科学研究工作的水平，我多次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呼吁，请关内的科学家到东北工作，经过多次酝酿，郭沫若院长和吴有训副院长同意，将上海物理化学研究所迁往东北。当时吴学周、柳大纲是该所的正副所长，他们响应“科学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号召，以实际行动支持东北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见柳大纲的《回忆散记》，原载《东北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2》449页）。在吴、柳的领导下，物理化学研究所于1952年迁往长春。这年，解放初期 “思想改造”运动不久，长期居住在上海的人不畏东北的严寒、不计生活的艰苦和工作的繁重，毅然连同家属迁往长春，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而柳大纲为此做了大量的说服和教育工作，这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是为人民服务精神的体现，是永远值得人们怀念的。
50年代，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不久，台湾国民党与大陆仍处于军事对峙状态。中国科学院原有各所大多数设在沿海和东北地区，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和开发青海盐湖资源，中国科学院决定将上海钾盐研究室和天津的化工部食盐研究所的一部分，合并成立青海盐湖研究所。此后，从1957年到1963年，柳大纲以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盐湖科学调查队队长的兼职，先后6次到青海盐湖现场调查研究，取得了重要科研成果，并对盐湖的开发利用提出建议，从1963年起，他兼任青海盐湖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直到他与世长辞。
我国盐湖资源的开发利用，盐湖科学的调查研究以及现在在青海屹立的几个钾盐和其它无机盐工厂，无不凝聚着柳大纲的劳动和智慧。青藏高原永远铭记着柳大纲的业绩。
（武衡 原国家科委副主任 原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本文选自《柳大纲纪念文集》